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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约1516年左右,身世传奇的英国政治家兼社会哲学家托马斯·莫尔,写成名著《乌托邦》(Utopia)。
 
  它与日后意大利神学家托马索·康帕内拉的《太阳城》(约1606年前后写成)、英国设计师威廉·莫里斯的《乌有乡消息》(1890年出版)一样,都是近世以来人所共知的“乌托邦主义”(又称“空想社会主义”)力作。
 
  也就是说,“乌托邦主义”思潮的萌芽和兴起,至少有500年之久了。
 
  但这三本书,以及法国人让·梅叶的《遗书》(1729年)、美国人爱德华·贝拉米的《回顾》(1888年)以及欧文、圣西门、傅里叶等人的著述,又无一例外,均为欧美思想家们凭空杜撰的一幅幅人类未来生活的蓝图,隐含着深刻而强烈的宗教意识。
 
  且让我们从“乌托邦主义”的典范文本入手,追溯这一思潮惊人变异的最初根源。
 
  乌托邦:幸福的海市蜃楼
 
  托马斯·莫尔(1478~1535年)堪称“乌托邦主义”之鼻祖,其《乌托邦》一书文笔优雅从容,而莫尔本人更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傲然本色。他曾经是英王亨利八世(1509~1547年在位)时期的国会下院议长与首席大法官,却因反对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而被处死。为了自己坚定的政治信念,他临危不惧、视死如归,堪称后世之师。
 
  莫尔活动于都铎王朝(1485~1603年间统治英格兰王国及其属土)前期,时值英国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阶段,那是一个高度盘剥和压榨的时代,“圈地运动”“羊吃人”是标志性的时代特征,而当时的英国人也从来没见识过如此的“大场面”。对世俗社会一切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,是教会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,莫尔作为正统的天主教徒,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一使命,《乌托邦》应运而生。
 
  “乌托邦”一词兼有“完美之地”与“不存在之地”的双重含义。在书中,托马斯·莫尔借航海家拉斐尔·希斯拉德之口,给我们转述了茫茫大西洋中连确切位置都找不到的“乌托邦”岛国的情况:
 
  “乌托邦”向全体居民免费供应所有物质产品,居民则通过自己的无偿劳动创造这些财富。首先一切货品供应充足,其次无须担心有人所求超出自己的所需。于是,乌托邦开办了公共食堂,全体居民们在午餐和晚餐时间听到铜喇叭号声,便聚齐食堂用餐。至于服装,全岛几百年来是同一样式,只是男女有别,已婚未婚有别。这种衣服看了令人感到愉快,方便行动,寒暑咸宜。
 
  在托马斯·莫尔笔下,“乌托邦”完全是一个同质化、无差别的国家,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,也体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。他说:“我们熟悉其中一个城市,也就熟悉全部城市了,因为在地形所许可的范围内,这些城市一模一样。”而且,这些城市的规模也大致相当,居民们不愿意城市扩大,“因乌托邦人认为自己是土地的耕种者而不是占有者。”
 
  总之,一切都是那样怡然自得,乌托邦人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按照莫尔的意趣生活下去。
 
  严格来说,乌托邦人的生活与僧侣无异,只能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宗教群体中,离社会化的世俗生活很远。《乌托邦》一书完成后第二年,即1517年,德国神学家马丁·路德为反对罗马教皇的垄断权威,发起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,而12年后,宗教改革运动才波及英国。
 
  因此,可以想象,在托马斯·莫尔创作《乌托邦》的年代,传统教会在英国乃至全欧洲的势力相当强大,传统教会的生活方式和态度,对这位身后被天主教会封为“圣人”的思想家,影响至深。
 
  太阳城:天堂中的囚徒
 
  《乌托邦》问世后不到100年,意大利人康帕内拉(1568~1639年)为我们贡献了另一部“乌托邦主义”名著《太阳城》。
 
  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,康帕内拉的宗教思想较为激进,曾多次被捕,前后在狱中度过近三十年,《太阳城》一书即是他铁窗生涯之作。本来,如此的磨难理应让他更渴望个人自由才对,但在该书对政治治理模式的大量描述中,仍流露出明显的极权主义色彩。如果说“乌托邦”还带有松散自治成分,“太阳城”则对全体居民进行了更加极端的全面管制。
 
  “乌托邦”是个“国家”,“太阳城”是个城市共和国,因此规模小了很多。不过,康帕内拉笔下的“太阳城”,社会形态与“乌托邦”大致相当。
 
  “太阳城”由六个城区组成,最高首脑是一位大祭司,叫做“太阳”,是世俗和宗教界一切人的首脑,所有问题和争端要由他作出最后决定。他手下有“威力”“智慧”和“爱”三位领导人,分别掌管具体事务,城中大事小情,都要由这四个人来讨论,最后非经大祭司批准不能进行。
 
  大祭司的职位是终身的,“太阳”能够统治“太阳城”,不是因为他有丰富的管理经验,而是他的“贤明”。康帕内拉信心十足地认定:“即便在管理国家方面完全没有经验,但由于他如此贤明,所以他不会是残酷无情的人,不会犯罪、也不会成为暴君。”
 
  而“太阳城”中各级负责人都必须由四个最高级统治者选派,任何人都不能像通常惯例那样,自己出面竞选,而要由相应机构的负责人提名推荐。
 
  “太阳城”里统治者对民众的生活,甚至直接干预到了床上。
 
  “太阳城”解除了人类由血缘构成的亲情关系,孩子出生断乳后,便按性别交给男首长或女首长抚育。此后,天分较差的儿童被送到乡下去,因为生育是“为国家谋利益的宗教方面的事情,而不是个人的事情,而且必须服从政权的调配”。
 
  血缘关系的淡薄,缘于“太阳城”根本不存在婚姻关系,男女的结合不仅不依赖感情,甚至与人原始的欲望毫无关联。女性完全被当作生育工具:“妇女初次与男子性交后而不受孕者,便配给另一个男子;如果多次与男子合欢仍不受孕,便被宣布为‘公妻’,”并且从此失去人们的尊敬。
 
  “太阳城”中的居民虽然获得了经济上的平等,却丧失了基本的自由,他们无时无刻不处于被监视之中。也许康帕内拉认识到,经济平等并不能驯服人的思想,也无法控制人性中的私欲,因而必须加以强力遏制,于是他安排一些身体残疾的人“做监视工作,把所听到的一切向国家报告”。
 
  “太阳城”实际上是个独裁政体,它的领导人既拥有行政权,也充当法官,甚至执行死刑都不需要职业刽子手,而是“用人民的手去执行,他们把犯人打死,或者用石头砸死,由证人或原告首先打第一下”。真所谓是挑动群众斗群众,把仇恨和恐怖赤裸裸地交给民众。此外,“太阳城”的居民还要相互检举,自我控告,大家都生活在人人自危之中。
 
  乌有乡:暴力革命与反智主义
 
  不论是莫尔还是康帕内拉,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,莫尔身处社会上层,他看到了贵族们如何对社会底层进行盘剥,康帕内拉来自社会中下层,更多的是被盘剥的经验。
 
  而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领导人威廉·莫里斯(1834~1896年),则借助《乌有乡消息》一书,向人们展示了工业革命引发世界性变革的时期,“乌托邦主义”理想如何随同历史一道前行。
 
  《乌有乡消息》初版于1890年,主旨是为了反对美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爱德华·贝拉米问世不久的《回顾》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。小说家和记者出身的贝拉米设想,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,人类社会将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,而莫里斯则反对“和平演变”之说。他坚信,进入“乌托邦”世界的具体路径,必将是暴力革命。
 
  作为一部小说,《乌有乡消息》的创作技巧远高于《乌托邦》和《太阳城》,有比较生动的情节和细致的场景描绘,更引人入胜,因而更具有迷惑性。
 
  有意思的是,身处工业化大潮自欧洲席卷全球的时代,《乌有乡消息》一开始就表达出反工业文明的文化特征。比如,莫里斯认为地铁“乃是文明强迫我们使用而成为习惯的交通工具”。反工业文明的结果,就是彻底回到手工劳动时代,它进一步演化为反智主义。
 
  现代知识在“乌有乡”世界里,显得一无所用。尽管此地居民有温文尔雅的风度,有很多的闲暇,他们读过的书却不太多,编辑图书也被当作一种“害人的玩意”。他们甚至对来访的客人说:“你知道这不是发明的时代,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已经替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发明出来了,我们现在满足于采用那些我们认为便利的发明,而把那些我们所不需要的发明搁在一边。”
 
  在小说中,整个“乌有乡”国唯一的博学者,就是小说主人翁迪克的曾祖老哈德蒙。而老哈德蒙之所以博学,只是因为他岁数太大(105岁),身上仍残留着旧时代的痕迹。
 
  “乌有乡”的政治形态,是典型形式主义的雅典政制。莫里斯在与老哈德蒙的交谈中问道:“我想你们对于分歧的意见,不管大小,都是根据多数人的主张来解决的吧?”老哈德蒙答道:“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呢?”非但如此,莫里斯还进一步认为:“在这种社会里,表面的多数就是真正的多数。”以简单多数来张扬绝对正义,其结果自然是彻底否认“少数人的权利”。
 
  莫里斯在书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,让老哈德蒙回顾“乌有乡”是如何在暴力革命中成为现实的。莫里斯对议会政治也充满仇恨,在小说中,他多次羞辱性地把议会大厦变成粪便市场。
 
  任何“乌托邦”社会成为现实的一个必要前提,是“物质的极大丰富”,而物质财富只能通过劳动创造。“劳动创造价值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,但莫里斯却把“劳动”仅仅理解为具体的体力劳动。在整部《乌有乡消息》中,我们无法看见人类的思考和精神的漫游,只有形而上学化的手工劳动。显然,这与他的反智主义倾向是一致的。
 
  不过,莫里斯也反对《乌托邦》和《太阳城》两书中所推崇的极端朴素和整齐统一。他鄙视丑陋,强调外表亮丽,所以,“乌有乡”居民个个光彩照人。让人不免有些疑惑:“乌托邦主义”经过400年漫长演变后,换来的仅仅是服饰上的华美?
 
  “乌托邦主义”:种瓜得豆的历史实验
 
  从托马斯·莫尔,到托马索·康帕内拉,再到威廉·莫里斯,无不具有悲天悯人的高度人道主义精神,都寄望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现实,救万民于水火之中。但要实现一个以善为目的的社会,却不能寄托于空泛而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。
 
  500年来,“乌托邦主义”给我们展示的世界,是一个彻底扁平化、单一化的世界。它所极力倡导的“公有制”,只能存在于小国寡民的农耕社会里,人口不宜过多,物资供给有限,社会结构简单。倘若处于社会结构复杂的工业社会,就必须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国家管理体系——这恰恰是“乌托邦主义”者所不希望看到的,也是其反智主义态度所无法做到的。很大程度上,“乌托邦主义”者是反对“国家”形态的。
 
  显然,到了19世纪末,“乌托邦主义”者们根本无力应付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,并对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行适时调整,只好简单地寄希望于暴力革命,通过暴力手段、通过对他者生命与财产的强行剥夺,以尽快实现“乌托邦”梦想。“乌托邦主义”的极端发展,要么是无政府主义,要么则是极权主义。
 
 
  至今为止,从世界范围来说,历时500年之久的“乌托邦主义”及其后续多种演变形态的实践,基本上是不成功的,主要原因源于其内在的重大理论缺陷。但自托马斯·莫尔以来,500年间,“乌托邦主义”者对促进人类社会的平等发展上,依然做出了独特贡献。
 
  他们的激情想象,他们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尖锐批判,他们与欧洲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激烈对抗,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资本主义适时调整航向,修正错误。没有他们的天真、执著、善良和幻想,没有他们持续不断的严格监督与严厉抨击,很难想象,资本主义社会能有如今的模式和状态。
 
  但即使时至今日,人们仍须对“乌托邦主义”者的虚幻想象保持适当的警惕,它不过是人类逃避不如意现实的一方迷幻剂。试想想,一个经济上绝对平等,每个人任劳任怨,只奉献而不索取,彻底放弃个人权利,完全听从调遣,乃至被剥夺思想及个体意志的无差别社会,在哪儿能成为现实呢?
 
  答案只有一个:监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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